《商業(yè)模式的經濟解釋:深度解構商業(yè)模式密碼》　第3章　交易成本最小的商業(yè)模式　3.6　終點站：市場交易和所有權交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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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市場交易，還是所有權交易，企業(yè)家都是為了獲取最大化的利潤，因此，降低總交易成本是最現(xiàn)實的做法。但是，由于企業(yè)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把所有權配置給哪一方，就成了考驗所有權交易結構設計師的最大難題。

一般而言，如果某一方利益相關者承擔的市場交易成本最高，同時在企業(yè)涉及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當中他們的所有權交易成本又最低，這類利益相關者無疑是最有效率的所有人。用商業(yè)模式的框架詮釋則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擁有關鍵資源能力，其中市場交易成本低廉的采取市場購買，市場交易成本過高的則要評估其所有權成本，必要時可以把它設計進所有權交易結構。

所有權涉及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后者只要按照貢獻份額按比例分紅，分歧就會比較??；前者則需要多方的博弈達成共識，對利益相關者的同質性要求較高，因此一般要求所有權只配置給同一類利益相關者。如上文所示，蒙德拉貢的所有權只配置給雇員，居馬的所有權只配置給購買農業(yè)機械的農場主。

晉商把財股（管理權、部分剩余收益索取權）牢牢攥在手中，而把身股（經營權、剩余收益索取權）作為激勵掌柜和伙計的方式，近年來大受推崇。

從紙面上看，這的確是天衣無縫的所有權交易結構：投資方、管理層和雇員都在為企業(yè)的蒸蒸日上貢獻自己的力量。但正如前面所言，本質上投資方、管理層和雇員的利益不會是完全一致的，其利益斗爭的結果就是不能長久。

（1）東家和掌柜的利益不平衡。實際控制權和一部分剩余收益索取權都配置給了管理層，也就是大掌柜。雖然東家有辭大掌柜的權力，但掌柜已經掌握了全部的生意來往。因此從長期來說，極有可能形成“仆大欺主”的現(xiàn)象。

（2）掌柜和伙計的利益不平衡。同樣是身股，掌柜的權力遠遠大于伙計，雖然說這對伙計是種激勵：“做好了你可以上去！”而對掌柜是一種警示：“做不好你要下來！”但實際上，這種制衡把握不好就會變成斗爭。雖然不會出現(xiàn)一群叛軍出逃，但一兩個叛將出逃也足以動其根基。

晉商有一個流傳久遠的故事。日升昌號的大掌柜雷履泰生病了，東家聽從二掌柜毛鴻 的建議讓其回家養(yǎng)病，毛鴻 則乘機掌握店號實權。幾天后，東家在雷履泰的桌上發(fā)現(xiàn)了準備讓全國各地分號停業(yè)撤回的信件。雷履泰的解釋是：字號是你的，但分號是我經營布置的，你要用新人，我只好收回分號，讓新人重新安排。東家怎么辦？立刻下跪請求雷履泰回到日升昌。雷履泰回號前夜，毛鴻 辭號，到隔壁的蔚泰厚當掌柜，大搶日升昌的生意，形成了票號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聯(lián)號。其后，雷、毛兩人更互相詆毀，甚至以給兒子、孫子起對方名字報復，真叫人扼腕嘆息。

（3）身股和財股的風險收益不平衡。掌柜和伙計的身股在盈利的時候可以分紅，虧損的時候只是收益降低，仍然有一定的應支銀，可謂有收益無風險；掌柜的財股盈利的時候自然可以分更多的紅，但是虧損時不但要負擔應支銀，還無限責任地賠上全部身家，可謂大收益巨風險。

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里面如此記錄：晉商票號興盛時，“票莊的經理交結官僚，窮奢極侈，以示闊綽”，衰落時，即“卷款潛逃，偽造賬目”。待到大勢已去“索償者不得不訟及號東”的時候，這些“平日養(yǎng)尊處優(yōu)，不問號事，且無一不有鴉片嗜好”的東家，才明白他們原來要承擔“無限責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產，變賣家產及貴重物件以償債務。不足，則為階下囚”。

（4）身股擴大有極限。一開始，身股只有掌柜有，后來擴大到了比較有能力的伙計，最后又衍生出了其他養(yǎng)老分紅、故身股（人死后家人仍可分紅七八年）等。因此，有分紅權的身股不斷擴大。一開始，財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當于財股的一半左右，到后來，身股的數(shù)量已經超過了財股。據(jù)歷史記載，光緒三十二年（即1906年），協(xié)成乾票號1/3的職工有頂身股，其總數(shù)量達到財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shù)量是財股的120%。僧多粥少，激勵作用有限，風險卻成倍增加。

山西票號的最終覆滅綜合體現(xiàn)了以上的所有弊端。

壓倒山西票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銀行。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到1911年，我國已經有30家銀行。在這兩個時間之間，是山西票號的最后一次掙扎，然而，身股財股的制度死結澆滅了最后一點希望的火星。

1904年，李宏齡擬聯(lián)合各地分號向蔚泰厚的山西總部請命，聯(lián)合設立股份制銀行。當時的清政府已頒布《試辦銀行章程》，應該說這個建議并非異想天開，若真辦成，也許山西票號的歷史將會得到重寫。但是，決定權不在李宏齡，而在大掌柜毛鴻翰。

毛鴻翰怕在合組后的銀行中自己失勢，也對引入外來合作者的股權分散不滿，更對推動票號維新的李宏齡心存猜忌。于是，一封回信成了山西票號這個商業(yè)王朝的最后一個背影：“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fā)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逕束高閣可也?！?/P>

后來，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發(fā)出感嘆：“果天數(shù)乎，抑人事乎！”身股財股為晉商帶來了輝煌，也導致了晉商的覆滅。不能真正理解所有權交易結構背后的邏輯，“天數(shù)乎”？“人事乎”？“愿以質諸世之有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