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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摘編
編者按:《人民日報》“身邊的感動·楊善洲的故事”欄目編發(fā)了一系列楊善洲同志的先進事跡,現摘要轉發(fā)。希望直屬機關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楊善洲同志的先進事跡,自覺加強黨性修養(yǎng),自覺實踐黨的宗旨,做人民滿意的好黨員好干部。
工作要沉到第一線
“工作是做出來的,不是擺擺樣子。”楊善洲一輩子都是按照自己的話做的。中央領導來視察工作,楊善洲卻還在田里插秧,一直等到有人喊他,他才拔腿上田。和領導合影的時候,他連卷起的褲腳都沒放下。他的這種敬業(yè)精神得到了中央領導的充分肯定:“像楊善洲這樣樸實的地委書記不多了!”
在全國巡回的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上,許多人震撼于大屏幕上定格的一張照片:那是1980年10月23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到保山視察工作時與當地領導的合影。從照片上看,當時的楊善洲一副農民裝扮,連褲腿還卷著忘了放下!
時任楊善洲秘書的段興華回憶起了那難忘的一幕:胡耀邦來到保山地委,卻不見了地委書記楊善洲。原來,當時一切保密,省委只是讓楊善洲在保山待命,不要外出。而那時正值小麥播種季節(jié),楊善洲在辦公室呆不住,就去了板橋公社的田間,給農民群眾做示范,卷著褲腿一起干。總書記來了,地委工作人員趕緊去田里叫他,他才一身泥水地急忙趕回來,到宿舍換了件他最好的中山裝。他的宿舍和辦公室相連,他滿身泥土的樣子讓胡耀邦親眼看到了,親切地說:“像你這樣樸實的地委書記不多了!”
胡耀邦還送給楊善洲一副對聯(lián):“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這句話后來成了楊善洲畢生的追求和座右銘。
深入農村,沉到第一線了解農民的生產生活是楊善洲一貫的工作作風。他常說:“和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了解到的情況才真實。”1982年,土地承包工作完成以后,楊善洲來到施甸縣了解情況。到了保場公社后,他對駕駛員趙從德說:“小趙,我要到處看一看,你等著我,如果到天黑不見我回來,你自己去找吃住。”說完下了車,取出車后備箱的大竹葉帽扣在頭上,向地委在保場的樣板田走去。趙從德守著車等到天黑,還是不見老書記的身影,于是駕車到了施甸縣城,在縣城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又開著車回到保場。眼看太陽偏西,又是一整天過去,還是不見老書記,他有些急了,親自找到保場樣板田,在那里遇到了一個老漢:“大爹,你見著一個戴大竹葉帽、穿黃膠鞋的人嗎?”“哦,是不是姚關口音的那個老倌兒?”“是,你見他去了哪里?”“和我說了一些話,卷了支草煙就走了,我約他到家里吃飯,他說要去老麥的東山。”
又把書記跟丟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木老元公社給縣委打來電話,說地委書記在他們那里。木老元是歷史上施甸最貧困的民族山區(qū),交通不便,距離縣城20余公里,從保場到老麥,又走到木老元,楊善洲究竟走了多少戶人家、幾個大隊,行走了多少里崎嶇山路,只有他自己知道。
20多年后,年過五旬的趙從德講起當時的情形,依然感慨不已:“在木老元的石門坎見著老書記時,他的黃膠鞋早已成了泥巴鞋,一臉的笑意,我卻忍不住哭了。”
“老書記還和我們一起制作過‘小麥包衣種’呢!”施甸的鄉(xiāng)親告訴我們。1964年秋季,姚關公社遭受水災,時值稻谷成熟時期,尚未收割的稻谷幾乎全被洪水沖走??粗荒甑氖粘纱蛄?ldquo;水漂”,很多群眾哭了:“今年收成不好,明年要餓肚子了。”楊善洲到現場認真查看受災情況后,提出“大春損失小春補”,號召干部群眾開展生產自救。發(fā)現當地的群眾不會用復合肥給麥種催芽,楊善洲就叫人給他弄兩挑大糞水來,又叫供銷社職工抬來一包普通過磷酸鈣,然后卷起袖子對大家說:“來來來,我整給你們瞧!”他邊說邊用手把大糞水、牛屎、鈣肥拌在一起,拌了一會兒,感覺稀釋度不夠,又加入大糞水,再加入小麥種拌入糞中,拌好后再堆起來捂好。弄完后,他說:“這是給麥種催芽的一種好辦法,你們都看明白了嗎?”小麥包衣種播撒到田里后,長勢整齊并具有一定的抗病性,當年姚關公社的小麥畝產達到了300斤。
保山市電視臺節(jié)目主持人藍天告訴記者,楊書記親手拌大糞的故事,她曾不止一次地從不同人那里聽說過。“我想,這只能說明,老書記一定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留下了相同的故事。”
楊善洲正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在工作中做到了不僅“身”入實際,更做到了“心”入實際。這,不但是因為他走遍了保山的山山水水,更是因為他有一顆貼近群眾的心。
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
楊善洲一直非常重視教育,他在任期間帶頭捐資辦小學,還創(chuàng)辦了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開展掃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們還吃不飽的情況下就作出決定,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退休后,他還專門拿出了市里獎勵的10萬元錢捐給保山市一中,資助貧困學生的學業(yè)。
走上云南保山街頭,隨便打上一輛出租車,問司機:“您知道楊善洲嗎?”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們原來的老書記,退休以后去施甸種樹,市里獎給他的錢都不要,捐了10萬元給保山一中。我女兒就在保山一中讀書,我是從學校的宣傳欄里看到的!”
走進保山一中,宣傳欄里的海報已經有點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萬元,用于資助高中部貧困學生完成學業(yè)。”旁邊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邊飛快地跑過幾個中學生,記者隨口叫住一個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楊善洲嗎?”
“知道呀,他是我們的老書記,種了好多樹,還給我們學校捐了好多的錢!”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欽佩和仰慕。
施甸縣原政協(xié)副主席計盈告訴記者,楊善洲捐資助學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視教育事業(yè):“過去,姚關陡坡村的孩子讀書要到十幾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學。孩子們夜里四五點鐘就起床,帶一包冷飯,走兩個小時的山路去上學,下午3點多又趕著回家,每次上學都要走四五個小時。特別是冬天,伸手不見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學校很危險,這個問題怎么辦?1960年,我在施甸區(qū)姚關清平洞小學任校長,時任保山縣委副書記的楊善洲專程找到我,研究解決陡坡村學生的入學難問題。我建議在村上辦一所民辦學校,他立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帶頭捐資,鄉(xiāng)親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簡陋的民辦小學。”
上世紀60年代初,在實際教學中過分強調勞動教學,教學任務無法完成,學生成績急劇下降,整個教育處于混亂之中。1963年,施甸縣人民吃不飽,生活十分困難,在工作人員紛紛走出機關、大規(guī)模支農之時,楊善洲作出了一個決定:要求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已經75歲高齡的保山農校退休教師線東華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說:“楊書記這么重視教育,令我們非常感動。大家都暗自下決心,一定要教好書、育好人,才對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當時,許多貧困家庭都存在這樣的思想:“我們連飯都吃不飽,還讀什么書?”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他從十分有限的財政中拿出經費設立了助學金,幫助貧困子女讀書,每人每年補助2元,很多學生靠這筆助學金完成了學業(yè)。當年接受學校資助的學生,現在已是白發(fā)蒼蒼的老爺爺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楊善洲,他們都滿懷感動地說:“要不是老書記設立的助學金,我們的書早就讀不下去了!”據統(tǒng)計,他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期間,施甸縣的小學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職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畢業(yè)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紀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眾都是文盲。楊善洲打定主意:“要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他積極創(chuàng)辦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還開辦了16所農業(yè)學校,并大規(guī)模開展掃盲運動。他專門走到田間地頭,向群眾宣傳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激發(fā)群眾的學習熱情:“舊社會,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讀書。新社會,共產黨讓群眾讀書,就是為了掌握好槍桿子、印把子、錢柜子,真正當家作主。”許多參加過掃盲學習班的群眾深有感觸地說:“一開始,我連斗大的字也不認得。參加了掃盲班,學會寫名字、查字典、讀報和記簡單賬簿,收獲不小呢!”據統(tǒng)計,共有1400名群眾通過掃盲學習班脫盲。
時光荏苒,但楊善洲對教育的支持和關心卻絲毫未減。2010年,當他決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獎勵給他的20萬元獎金中的一半捐給保山一中時,消息震動了整個保山城。他把錢捐出來,讓更多的孩子可以讀上書、讀好書;他把愛的種子撒向下一代,種下桃李收獲一片芬芳。
任人唯賢不唯親
楊善洲有過好幾任秘書,和秘書們的私人關系也都很好,卻從來沒有利用職權提拔過一個,甚至有的要被調到重要部門去還被他攔下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敢于大膽提拔干部,許多與他素不相識的年輕干部都是他提拔成長起來的。任人唯賢不唯親,是楊善洲提拔使用干部的最大特點。
在采訪楊善洲的秘書蘇加祥時,許多人驚異于他的身份:這位曾給楊善洲做了好幾年秘書的中年人,至今只是保山日報社的一名普通記者,啥官銜都沒有!蘇加祥說:“這沒有什么奇怪的。楊善洲所有的秘書,級別最高的也就是個副縣級,而且全憑自己的本事。”
曾給楊善洲當過秘書的段興華告訴記者,楊善洲對秘書的要求十分嚴格,按照規(guī)定每隔2至3年更換一次秘書。在他之前給楊善洲當秘書的徐德武離開秘書崗位后,當時保山地委組織部提出,要把他調到地委組織部任干部科科長,但楊善洲卻不同意,徐德武最后被調到了地委宣傳部的宣傳科。他的另外一位秘書祝正光,給楊善洲當秘書期間任保山地委秘書科副科長,組織部門多次要求提拔他為組織科科長,都被楊善洲擋住了:“他在我身邊工作,別人都看著呢,必須嚴格要求,還是從基層干起。”
然而,對于在基層扎實肯干的干部,楊善洲卻不拘一格地提拔。1977年,楊善洲下鄉(xiāng)調研工作,聽到群眾反映,施甸縣委派到保場公社的工作組組長楊習超能吃苦、懂科技、有辦法,是個好干部。從那時起,楊善洲就注意了這個年輕人。經過三年考察,1980年,楊善洲提出建議提拔任用楊習超。當時,一些同志有顧慮,楊善洲說服大家:“黨的事業(yè)需要我們大力培養(yǎng)和使用年輕干部。群眾的評價和肯定,就是我們使用干部的基本依據。”就這樣,才剛剛23歲的楊習超成了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公社黨委書記。
已經從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崗位上退休的黃炳生至今對1983年7月的一天記憶猶新。時任龍陵縣委常委、副縣長的他突然接到了上級的通知:提任保山地委副書記。到了地委,地委書記楊善洲找他談話:“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輕干部,組織上認為你基層經驗豐富,能力較強,可以擔任保山地委副書記。”1986年3月,離退休還有1年的時間,楊善洲主動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41歲的黃炳生成為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地委書記。
楊善洲去世后,他的家人從他的工作筆記里找到了一封落款為騰沖制藥廠廠長李苑華的信件,日期是1983年12月10日。來信說:“楊書記:我得知地委要提拔我擔任副縣長,感到壓力很大。我是搞技術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承擔縣領導的重任。”從信的內容可以看出,楊善洲和這位廠長并不熟悉,但他主動向組織上推薦了李苑華。后來,1984年4月到1992年8月,李苑華任第九至十一屆騰沖縣副縣長。
“楊善洲提拔的年輕干部,不少都是他下鄉(xiāng)調研中發(fā)現并最終重用的。他下鄉(xiāng)只有秘書、駕駛員陪同,也不提前通知當地干部,常常是他已經到田地上查看過了,深入群眾中訪問過了,才到縣里、區(qū)里。所以,群眾對哪個干部滿意不滿意他一清二楚。”現任保山市人大副主任的楊習超說。
“選好用好干部,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選用干部,關鍵在于善于識別干部,全面堅持黨的德才兼?zhèn)涞挠萌藰藴省?rdquo;擔任地委書記期間,楊善洲不止一次在全區(qū)組織工作會議上這樣說。正是楊善洲任人唯賢不唯親,使得一大批年輕干部脫穎而出,成為當地建設的有生力量。
楊善洲賣房
1988年,楊善洲家人借了5萬元錢,在施甸縣城附近蓋了房。房子蓋好后,楊善洲東拼西湊,只拿得出9600元錢還債,為了不拖累兒女們,他又把房子給賣了。楊善洲把才智貢獻給了國家,把錢給了需要的人,唯獨沒有留下什么給自己和家人。
在保山,流傳著許多關于楊善洲的民謠,其中膾炙人口的一首說的是楊善洲賣房的故事:“施甸有個楊老漢,清正廉潔心不貪。蓋了新房住不起,還說破窩能避寒”。這讓許多在大城市因為買不起房而苦惱不已的人無法理解:楊善洲居然把自己辛辛苦苦蓋起來的房子給賣了!
原來,1988年楊善洲上大亮山種樹后,為了方便他進城辦事,施甸縣在老馬水庫邊提供給他一塊地皮,供他建蓋住房。為了蓋這幢二層小樓,楊善洲歷盡艱辛。為了省錢,他親自到昌寧購買木料;建房時,老人親自搬木料和磚石。連建房的工人都感動地說:“這樣的干部我們沒見過,更何況他還是個地委書記!”
房子建好了,家里人一盤算,欠下了5萬塊錢的外債。楊善洲東拼西湊,只湊到了9600元錢。老伴問:“你的錢都去哪了?”楊善洲答:“你還不了解我。沒有錢,那就把房子賣了吧,別給兒女們添負擔!”
縣林業(yè)局和林場的同志知道情況后,對楊善洲說:“您要賣就把房子賣給林場吧,正好林場在縣城需要一個落腳點。”考慮到林場職工到縣城辦事不方便,職工子女讀書沒住房的問題,楊善洲答應了。他讓林場買了床和被子等等,房子搖身一變成了林場的招待所。此后12年里,只要是林場的職工進城辦事,隨時可以進去住宿。
談起這段往事,林場職工段青感觸尤為深刻:“我是林場的技術員,老書記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一家人在他縣城的房子里住了3年,楊應仙家也住了3年,老書記卻沒有真正在這里住過一天。有一年,他的大孫子要結婚,林場說給他騰一間出來當新房,可老書記堅決不同意,最后他的孫子只好租房結的婚。他說,房子已經賣給國家了,家里人不能占這個便宜。”
楊善洲去世后,家人從他的箱底翻出了一封他珍藏了40年的信。
信是大女婿楊學明寫的:“爹呀,我已入贅兩年了,連爹的面也沒有會過,想來您的工作很忙。家里的房子漏雨了,一下雨就都是水,兒是想修一下新房,但是經濟困難,還是請爹幫忙想辦法吧。”落款日期是1970年8月5日。
收到信,楊善洲回信出了一個“妙計”:“我實在沒有錢,房子漏雨,人難居住,也確實很困難,現將這30元錢寄回去,先買幾個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鋪,暫時躲避一下……”
看了信,全家人哭笑不得。
“最叫人想不通的是,二姑爹自己家的房子被土埋到房檐口沒人抬,卻讓二姑給別人抬土基!”楊善洲的妻侄王光富講起了1971年的一段故事:楊善洲家的后山山體滑坡,土塌下來埋到后房檐上。楊善洲的妻子張玉珍因經濟困難,開不起工錢,就只好讓王光富夫妻倆幫忙抬土。土塌方量大,三個人根本抬不完,張玉珍窮得出不起工錢請人抬,王光富就對她說:“二姑爹在保山當地委副書記,不如你去保山跟他要點錢回來開工錢,請幾個工人來抬。”于是張玉珍就去了保山。“過了三四天,我見二姑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就問她要到錢沒有。她說:‘他不但不給我錢,還拿給我一對簸箕,讓我跟他們挑了三天土基才讓我回來!’”王光富回憶起那段往事,依舊唏噓不已。
直到2008年,楊善洲家才蓋起了幾間磚瓦房。2009年12月,保山市電視臺記者藍天拍攝一期關于楊善洲的電視訪談節(jié)目。在訪談中,藍天問:“我聽說您辛辛苦苦幾十年,還住在舊房子里,心里不委屈嗎?”楊善洲馬上解釋:“別老是說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你到我家去看看嘛,我們家現在寬敞得很,三間瓦房加起來有80多個平方米!”藍天說:“那也不怎么樣,跟別人比,還是差得老遠。”楊善洲急了,大聲地說:“我是一個黨員,哪能光想著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麗堂皇,群眾卻過著艱難的日子,那我們常說的‘為人民服務’不就成了騙人的假話了嗎?”
一直到去世前,楊善洲都沒有給過家里多少錢,他把才智貢獻給了國家,把錢給了需要的人,唯獨沒有留下什么給自己和家人。
自討苦吃讓磚房
1988年,楊善洲打定主意要上大亮山造林。他帶著一隊人馬,蓋起了油毛氈棚,與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作斗爭。后來,云南省有關領導視察后撥錢給林場蓋了房子,可楊善洲卻把房子讓給了別人,自己是最后一個搬出油毛氈棚的人。
楊善洲官至保山地委書記,退休后原本可以帶著全家到昆明,在上百平方米的福利房里安享晚年,可他卻沒有這樣做。他帶著一隊人馬走進大亮山植樹造林,住在十分簡陋的油毛氈棚里,并且一住就是9年多。
當時趕著馬幫送楊善洲上大亮山的蔣忠應記得,1988年3月8日,楊善洲帶著十來個人走進了大亮山。那時還沒有公路,他們的行李、用具、駐扎需用的材料用車子先拉到擺田村中寨,再用騾馬拉上山,到了張家大坪子駐扎。當天晚上,大家用樹枝圍起了一個簡易的窩棚,上面蓋了一些綠葉子,窩棚中間燒起了火塘,大家在火塘邊開了動員會,后來他們把這次會議稱作“綠葉子火塘會議”。
開完會,大家又搭了一個軍用帳篷作為林場指揮部。楊善洲安排幾個年輕的技術員住帳篷,自己卻搶先把行李安置在了窩棚里。因為楊善洲年紀大,大家堅持讓他住帳篷,可楊善洲卻說:“樹窩棚好住、熱乎!”蔣忠應回憶起那一幕,感慨地說:“我那時一邊吆喝著騾馬,一面看著楊善洲,心想這怎么會是當過大官的人呢,簡直就像個守山、放羊的山里人嘛!”
上山初期,林場指揮部蓋起了16個油毛氈棚,都是用樹枝搭起,在屋頂上蓋一層油氈布,再撒上松針松葉。這所謂的“房子”十分簡陋,墻是用木樁和樹枝搭的,門是用荊條編的。偶爾人不在,老鼠就輕而易舉進來“做客”,把被子咬得滿是窟窿。林場職工趙虎說:“老書記一邊帶領我們造林,一邊搭油毛氈棚。什么用具都沒有,也沒有錢買,老書記就帶領我們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所有用具。大到辦公桌、床,小到木凳,都是老書記帶領大家做出來的。”
1989年,林場在最初搭建的油毛氈棚對面修起一排新的磚瓦房。房子修好后,職工們首先想到的是楊善洲??伤f什么也不肯搬進磚瓦房:“你們住吧,我一個老頭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他把分給自己的房子讓給了新來的技術員,自己仍然住在油毛氈棚里。
幾年后,時任云南省副省長的黃炳生到大亮山林場視察,問楊善洲:“您住哪里?”楊善洲指了指補了又補的油毛氈房。黃炳生沉著臉,問候了幾句,就走了。
回去不久,黃炳生撥付了???0萬元給大亮山林場蓋住宿辦公樓。林場住宿辦公樓建成后,安排給老書記一間??蓷钌浦抻趾蜕洗我粯樱炎约旱姆块g讓給了別人。
曾任林場場長的蔣從德告訴記者:“那時的大亮山雨水多濕度大,衣服洗了根本干不了,必須用火烤,時間長了衣服上都是火煙味。衣服通常不是穿爛,而是被糟爛。當時我就住在他的隔壁,油毛氈棚里光線不好,白天都要點火把,一刮風下霜下雨,人在窩棚里就被淋濕,老書記還因此得了風濕痛和關節(jié)炎。”直到1997年,大亮山上的住宿條件不斷改善,楊善洲才最后一個從油毛氈棚里搬了出來。
施甸縣原政協(xié)副主席計盈告訴記者,不僅是退休后,在職期間楊善洲也一直對住房很不講究:“老書記是一個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帶頭人,這一點從他的住處就能看得出來。他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期間,一直住著一間老式土木結構的瓦房,房間一半是辦公室,一半是臥室。由于年久失修,有的柱根已近糟朽,陳舊的墻面斑痕點點,地面的小四方磚,每到雨季就泛潮,窗戶也裂了縫。就在這個冬天刮風、夏天漏雨的小屋里,他一住就是4年。工作人員多次提出要給他修修房,他卻說:‘人嘛,有個窩住就行了。’”
在許多人眼里,楊善洲是個不講究吃穿住行的“傻子”??蓷钌浦迏s說:“有人說我是自討苦吃,其實你們不知道我有多快樂。白天造林、晚上烤火,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嘛!”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走進大亮山林場,佇立在楊善洲曾住過的窩棚前。油毛氈棚已經開始朽爛,房頂垂下幾張破席子,床上爬滿了青苔。楊善洲這一輩子雖然沒有住上豪華的房子,他高尚的精神品格卻深深地刻進了人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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