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土地和戶籍制度重啟內生型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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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土地制度改革是難啃的“硬骨頭”。近日，國土資源部明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全面啟動(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不久前，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文貫中20多年來一直未改其秉持的觀點——在新型城鎮(zhèn)化迫在眉睫之際，現(xiàn)行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必須加速改革。

　　在他2014年7月推出的新作《吾民無地：城市化、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內在邏輯》中，文貫中提出，為長遠計，中國必須重啟由要素市場配置資源的內生型城市化，盡快改革現(xiàn)行的土地和戶籍制度，給予農民從現(xiàn)有的集體土地所有制中自愿退出的自由，以便形成多元的土地所有制。他認為，要首先改革現(xiàn)行規(guī)劃和用途管制，要將確權頒證和土地現(xiàn)有用途下的自由交易權同時給予農民，才能為真正的土地市場發(fā)育提供必要的空間。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啟動已經多年，但是，這部法律至今未完成修改。在今年5月份國土資源部公開的立法信息中，《土地管理法》仍屬調研類立法項目。這類項目是指，立法條件比較成熟，但尚需進一步協(xié)調、調研、論證且正在起草的立法項目。不過，國土資源部透露《土地管理法》的法律草案擬報國務院審查。

　　如何看待周其仁、華生、賀雪峰論戰(zhàn)

　　第一財經日報：2014年，就土地制度改革，學者之間進行了隔空論戰(zhàn)。你如何看待?

　　文貫中：目前來看，土地法律如何修訂，進展到何種程度，我也不清楚。去年，國內學界討論土地配置與規(guī)劃和管制的關系問題，與此有關。也可看出學者間分歧很大。好在學者通過討論，辨明學理，盡可能達成共識，對修法是有裨益的。這場“論戰(zhàn)”主要集中在周其仁(經濟學家)與華生(經濟學家)之間，也有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的參與。

　　先說前兩位的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土地規(guī)劃和用途管制。周其仁強調，配置土地，土地市場應起決定性作用。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期土地實行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交易，交易產生均衡價格，均衡價格引導土地流向，完成資源配置?，F(xiàn)代意義上的城市化早在18世紀便由工業(yè)革命推動，當時只有市場配置?，F(xiàn)代意義上的城市規(guī)劃和土地用途管制(下稱“規(guī)劃和管制”)要遲至20世紀才在美國興起?？梢娭芷淙实恼f法符合歷史邏輯。

　　1953年后，中國轉向計劃經濟，逐漸限制、最后取消了土地市場。不同用途的土地分類由政府單邊決定，并用土地指標直接配置。華生說，土地配置跟自由交易沒有關系。在中國國情下，也是事實。但改革開放后，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加快形成現(xiàn)代市場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設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包括要素市場。

　　華生只抽象地強調一般意義上的規(guī)劃和管制有其必要，固然沒錯，卻忽視了這一體制在中國已經完全變味，一日不改土地市場就一日無法發(fā)育的事實。規(guī)劃與管制興起于市場經濟的晚期，也沒有取代土地市場配置功能的初衷，只是要輔助土地市場過濾土地使用中的負外部性和公地短缺問題。

　　賀雪峰主張農民干脆返鄉(xiāng)，建設鄉(xiāng)村，同時又高度評價現(xiàn)行土地制度。對此我無法茍同。他的主張違反歷史規(guī)律，違反經濟規(guī)律，也違反農民意愿。有一次，我跟他爭論，我說，你所說的農民工在城市受到各種歧視都是事實，但你將板子打錯了地方，不是城市化錯了，而是現(xiàn)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錯了。它們才是妨礙農民進城定居、成為市民的制度障礙。

　　一些學人甚至鼓吹，中國應借助現(xiàn)行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轉嫁城市的人口壓力，減少改革帶來的制度成本。這種說法既無視歷史事實，特別是東亞經驗，又蔑視社會公平。況且，不破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融合各方共同富裕，長遠來講，社會必定陷于動蕩不安。

　　另外，國人一直推崇“離土不離鄉(xiāng)”的就地城鎮(zhèn)化思路。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描述，不可否認曾是事實。但將其作為城市化的一般規(guī)律而永久化，就缺乏合理性。城市化是為了發(fā)揮集聚效應，只有允許人口和企業(yè)的集中，才符合經濟規(guī)律。

　　徹底改革現(xiàn)行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

　　日報：中國目前的土地制度存在哪些弊端?

　　文貫中：現(xiàn)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未能在農業(yè)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真實城市化嚴重滯后，城鄉(xiāng)收入差急劇惡化，又長期居高不下;第二，房價太高，致使服務業(yè)的就業(yè)比重難以提高，農村普遍存在隱性失業(yè)，集聚效應難以窮盡。

　　反觀東亞發(fā)達經濟體，它們做到了幾乎同步快速下降。這意味著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同時進行，使農村人口隨農業(yè)比重的下降而同步向城市永久轉移。這種同步使城鄉(xiāng)收入差得以彌合。允許農村人口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以及允許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土地制度兩者發(fā)揮著細水長流、潤物無聲的作用，使這些經濟體實現(xiàn)了具有包容性和分享性的高速增長。

　　而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糧食安全固然重要，如果獲得全體人民的認可，其成本就應由全體人民分攤，不應由糧農獨自承受。追求城鄉(xiāng)收入平等是每個人的權利，糧農也不例外。如果一定要糧農提供糧食安全，就需財政拿錢，使糧農不會因種糧而致貧。否則，他們有改種其他作物甚至改行的權利。糧食短缺就應該由進口來解決。

　　從東亞經驗來看，必須徹底改革現(xiàn)行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其中，給予農民集體和個體完整的土地所有權，允許農民集體和個體在符合規(guī)劃和管制的前提下，有土地交易的自主權，這一點最為重要。對于中國來說，長期目標是減少農民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使之接近于農業(yè)產值占全國GDP的比重。在存在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的地方，這是一個自動的過程。所以，應該由土地和勞動力兩大市場調節(jié)，使農村收入最低的人首先進城，然后次之，再次之，最富裕的農民會最后進城。只有這樣，城鄉(xiāng)的收入差才會收斂。中國現(xiàn)在所走的道路正好相反，最歡迎的恰恰是最富裕最有能力最年輕的農民，導致城鄉(xiāng)收入差無法彌合。

　　日報：收入最低的農民——農村留守的老人、兒童、婦女沒有進城，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文貫中：這就要求盡快廢除戶籍制度，恢復戶籍原來具有的人口登記作用，使得留守群體跟農民工能在打工地團聚。另外，當前土地制度沒有理順，使得城市里面一方面商品房價格很高，政府沒有動力建廉租房，另一方面城市建設出現(xiàn)大量空城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基礎設施，當然也出現(xiàn)了不被官方認可的小產權房。

　　跟中國比鄰的東亞發(fā)達經濟體，城市化進程是內生型的，雖然在農民進城的過程中，也出現(xiàn)過一些所謂的貧民區(qū)，也就是相對比較簡陋的房子，但低廉的房租幫助農民實現(xiàn)了家庭團聚，由于沒有戶籍限制，使得他們的小孩可以跟社區(qū)的其他小孩一塊上學，長大后自然成為城里人。

　　另外，政府應該建立全民統(tǒng)一的醫(yī)保、社保、失業(yè)救濟等社會保障體系，取消戶口歧視，使社會能更好地應對可能出現(xiàn)的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也有其疏通經濟結構扭曲的功能。美國通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解決房地產泡沫，糾正經濟結構中的扭曲。它們沒有將城市中的人直接趕到鄉(xiāng)下，而是通過提供救濟，讓市場的價格機制發(fā)揮作用。對中國來說，為長遠計，必須重啟內生型城市化，改革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否則越是拖延，城市中積累的外來打工者就越多。這種人口“堰塞湖”的水位只會越來越高，決堤的風險也會越來越大。

　　對土地用途管制是為了公共利益

　　日報：要破解現(xiàn)今中國的土地制度困局，你有何建議?

　　文貫中：主要是為了讓土地作為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不但在農業(yè)中，也要在一切行業(yè)中，特別是農業(yè)和非農業(yè)之間，在符合區(qū)劃和城規(guī)的前提下，自由流動。

　　有人擔心土地兼并。但從近代世界各國和地區(qū)的經驗來看，土地兼并只會緩慢發(fā)生，東亞其他經濟體一直希望土地兼并發(fā)生得快一些，使農戶的平均規(guī)模大一些，只可惜快不了。對那些愿意選擇集體化道路的農戶，應該尊重。改革現(xiàn)行土地制度的路徑，要點在于真正承認自由進退的原則。

　　如果農民愿意從強制性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當中退出，以后他們的土地就可以在農村內、城鄉(xiāng)間和城市中流動起來，打破政府對土地的壟斷。在多元的土地所有制下，真正的土地市場就可以運作起來。同時，在多元化的土地所有制下，物業(yè)稅的征收就名正言順，可以取代竭澤而漁、不可永續(xù)的土地財政。

　　當然，政府對土地的用途管制是絕對必要的。但管制并不等于剝奪土地的所有權。只有為了公共利益，在有正當程序和公平補償?shù)那疤嵯?，政府才能征收土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