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的中國建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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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70 年代末國門打開以來，戰(zhàn)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種哲學方法論和思潮流派蜂擁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論模式首當其中，如結構主義的“表層結構一深層結構”模式，符號學的“能指——所指”模式，現(xiàn)象學的“科學客觀的物理世界一純粹意識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種建筑歷史與理論學說。還有格式塔心理學、環(huán)境心理學、新史學、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甚至自然科學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視野大開。

　　關鍵詞： 中國建筑史

　　現(xiàn)狀

　　對我們這些青年學者群來說，整個8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方法論的年代，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國門打開以來，戰(zhàn)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種哲學方法論和思潮流派蜂擁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論模式首當其中，如結構主義的“表層結構一深層結構”模式，符號學的“能指——所指”模式，現(xiàn)象學的“科學客觀的物理世界一純粹意識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種建筑歷史與理論學說。還有格式塔心理學、環(huán)境心理學、新史學、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甚至自然科學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視野大開。在這些方法論的影響下，青年學術導向著眼于對建筑歷史的宏觀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膽的詮釋和推論，希冀啟迪現(xiàn)實，預見未來，而不甘于傳統(tǒng)的考據(jù)與實證式的“做學問”。一批才華橫溢，西學中用，推古論今的佳作就此涌現(xiàn)出來。

　　但是在正統(tǒng)的歷史科學看來，正如任何歷史理論研究一樣，建筑史研究無論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應是解決某種問題，引發(fā)某種思考，或提供某種借鑒。而如果沒有較深厚的實證基礎和學術素養(yǎng)，各種有關建筑的“歷史哲學”、“理論框架”、“模式”等終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多雷電而少雨露。因為推論倉促，于史無補；思辯高寒，于世無緣。這些看法對青年學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卻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對建筑哲理的“論”偏多，盡管其中層次高下懸殊，而對建筑史的探究則少人問津，至于對建筑現(xiàn)實的評論更是少的可憐。這里先撇開“論”，從“史”的一方面來說，應該承認，哲學方法論層次上對邏輯實證的批判與具體問題研究上對實證方法的否定從來不是一回事，建筑歷史研究上的“先鋒派”是很難擔當?shù)?。確實，10余年來以這些“新方法論”、“新角度”來研究中國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這是否說明，方法論本身雖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對待方法論的時代卻應該結束了。然而中國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機還不在于此。以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為例即可說明。首先，這方面研究的任何實質(zhì)性進展，都倚重于扎實的實物及文獻資料功底，有時甚至還會借助于音韻、訓詁等舊國學考證方法。但實際情況則往往是“大膽假設”有余，“小心求證”不足，尤其對于不少青年學者來說，由于主客觀原因而在這方面顯得薄弱。其次，“全國一盤棋”的協(xié)作奉獻式研究局面已難維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當代研究條件卻為期尚遠。再加上社會乃至有關機構對建筑史研究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以及經(jīng)費來源的枯竭等。使這門學問愈來愈顯冷僻、萎縮，且后繼乏人。

　　盡管如此，近些年來中國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績裴然，令人振奮。如傅熹年先生對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構圖與象征的研究。楊鴻勛先生對古代著名建筑的復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學術梯隊分別進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關系系列研究，汪寧生先生對古代明堂的文化人類學分析，龍慶忠先生及其學術梯隊的古建筑防災系列研究，陸元鼎先生、黃漢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對華南一些典型傳統(tǒng)民居的調(diào)查研究、曹汛先生對古建命題的縝密考證，張良皋先生對華夏建筑亞文化圈的推論，蕭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對風水內(nèi)涵的發(fā)掘詮釋，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當然還應特別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陳志華先生等所進行的鄉(xiāng)土建筑調(diào)查研究等。凡此種種，舉不一一，都對中國建筑史的領域拓展和深化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即將付梓的五卷集《中國建筑史》和《中國建筑藝術史》將全面反映近年來的中國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時空發(fā)展序列，其歷史價值以及對后世、對現(xiàn)實以至對未來的影響。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際、通古今之變”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當然還可以加上“辨中外之異同”等?？缡兰o的中國建筑史研究仍存在兩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國古代建筑史為例，近 l0余年來隨著新的考古資料的不斷增加，如大漢口原始社會建筑群遺址和廣漢上古三星堆遺址的性質(zhì)，鄭州邙山早期城市遺址對版筑技術的上移。歧山周原遺址對造磚技術的推前，始皇陵遺址對陵寢制度的佐證，唐九成宮建筑布局和型制的發(fā)現(xiàn)，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為補充和部分改寫中國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資料基礎。應該指出的是，未來的中國建筑史或應更多地滲入和吸收考古學、文化人類學、文化史、藝術史、科技史等相關學科的知識、方法和研究經(jīng)驗。另一個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歷史與現(xiàn)實的關系。面向社會，接觸實踐，是使建筑歷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機。如鄉(xiāng)土建筑的研究，不僅是對民居資料的調(diào)查，也不僅是對人文景觀的記錄，而且應該是在鄉(xiāng)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對一些曾與自然生態(tài)相適應的中國傳統(tǒng)聚居方式進行保護性改造的對策研究。這一任務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國建筑史研究來擔當。當然這些工作需要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鄉(xiāng)村規(guī)劃等方面的知識準備。再如文物建筑的保護及其技術研究，國外許多建筑院系都設有建筑保護專業(yè) （preservation），筆者曾在科倫坡參加“國際紀念遺址理事會”（ICOMOS）第十屆大會，親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對其歷史建筑具有很強的保護意識，保護措施中技術含量很高，研究相當深入。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學家和建筑史專家來完成。而且不僅是保護文物建筑本身，隨著城鄉(xiāng)改造的大規(guī)模開展，歷史地段人文景觀的保護性改造與開發(fā)利用課題亦會愈來愈多，是改造項目一攬子研究計劃的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國的一流建筑院系亦應設置歷史建筑保護專業(yè)，以便深入進行這方面研究，和培養(yǎng)高層次的專門人才提供基地。這一領域應引入電腦輔助研究，建立歷史建筑數(shù)據(jù)、圖像庫等，以配合維修、復原及保護性設計。

　　此外，還有對建筑文化和現(xiàn)實建筑創(chuàng)作關系的討論，這也是未來中國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的一大領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論常用“三段式”，先釋何為“文化”，再論何為“建筑文化”。最后再談及一點建筑。其實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東西。建筑文化的討論應從建筑本身談開去，然后向其他相關文化領域延展與交織，并且形成關于社會、文化，與空間、建筑間相互關系的評論及批評氛圍。應該指出，建筑歷史和建筑文化研究與現(xiàn)實創(chuàng)作脫節(jié)的最明顯表征之一，就是近幾年來北京高層建筑上泛濫的“小亭子”。建筑學界由于對大半個世紀的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之爭沒有一個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總結與升華，缺乏城市空間及其歷史理論的多元批評和價值判斷；城市設計控制作用的滯后，對使傳統(tǒng)建筑語言轉(zhuǎn)譯為現(xiàn)代建筑語言的迷茫，從而導致修辭手法上的平庸與退化；以及決策方面在城市景觀歷史意識與現(xiàn)代觀念上的誤解和誤導，從而提出對古今生硬“嫁接”的強制性要求等。都使現(xiàn)在的“高層十小亭子”形體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猶如舊“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遠不及中國現(xiàn)代建筑史上幾次復古思潮及其作品來的明亮。這顯然也涉及今后一個重要的歷史理論研究課題——城市景觀脈絡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而不僅是一個“古都風貌”如何保留的問題。中國建筑史研究如能從一個角度對此有所貢獻將是頗有現(xiàn)實意義的。

　　跨世紀的中國建筑史研究需要顧后而瞻前，領會整體而又深諳一隅，在總結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時，并對形成新的城鄉(xiāng)景觀脈絡關系進行探索。筆者認為，這是未來中國建筑史研究的兩個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