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閎：詮釋中國建筑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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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設計大師 王大閎

王大閎，廣東東莞人，1918年7月6日出生于北京，臺灣著名建筑師，臺灣現代建筑運動先驅。

早期赴英、美求學，為W.Gropius于哈佛任教時期之學生。1950年移居臺灣后，對推動現代建筑發(fā)展有重要的啟蒙示范貢獻。在父親王寵惠的栽培下，王大閎13歲入瑞士夏德美中學，1936年入英國劍橋大學主修機械，旋即專攻建筑。1941年入美國哈佛大學建筑研究所攻讀。1952年在臺北開設建筑師事務所，22年間完成不少知名建筑物設計，其中就包括臺北“國父紀念館”。2009年獲頒“臺灣藝術界最高榮譽”。

即使在建筑設計日漸成為“顯學”的今天，王大閎這個名字，不僅對于公眾來說非常陌生，在專業(yè)建筑師中也鮮被提及。事實上，這位貝聿銘研究生時代的同班同學，終其一生都在探索如何將現代建筑理念、營造模式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精神相結合，從而實現中國建筑的“現代化”。

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王大閎設計的建筑作品，得以實現的不多，保存至今的更少;而其所做的探索，也常被忽視，后繼乏人。正如普利茲克獎得主王澍所說，近現代中國建筑沒有傳承，呈現出一種“狗熊掰苞谷”式的跟風追隨;“王大閎、馮紀忠等老一代建筑大師辛勤探索的道路，沒有人繼續(xù)再走”。正因如此，華僑城當代藝術中心上海館正舉辦“久違的現代：馮紀忠、王大閎建筑文獻展”，介紹王大閎經典作品，宣揚其建筑理念。

1 接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師

祖籍廣東東莞的王大閎出身名門，其父王寵惠是知名法學家，中華民國政府首任外交部部長。因母親早逝，幼年王大閎一直跟隨外婆住在蘇州。在這座園林城市居住的經驗，成為日后王大閎設計理念的重要來源。

10余歲時，王大閎前往歐洲，先后在法國、瑞士求學。1936年，王大閎考入英國劍橋大學，一開始選擇的是機械工程，次年轉入建筑系。日后談起這一選擇時，王大閎說，自己體悟到“建筑是現實和理想之間的一座橋梁，能形成我們的生活環(huán)境和外殼。每一幢住宅，每一所教堂，每一座音樂廳或是辦公樓，都是實現我們生活中的一種需要和理想。”而他也很快顯露出建筑才華，轉系第二年即獲得劍橋大學建筑學會的學生設計作品競賽首獎。

劍橋畢業(yè)后，王大閎考入哈佛大學建筑研究所，師從建筑大師格羅皮烏斯，貝聿銘是其同班同學。有趣的是，盡管王大閎極為尊重格羅皮烏斯，格羅皮烏斯亦非常喜愛王大閎，但王大閎的建筑語匯卻主要師承另一位由德國前往美國的建筑大師密斯·凡·德·羅。王大閎的學生、臺灣銘傳大學建筑系助教徐明松認為，這或許是因為格羅皮烏斯強調的預鑄、工業(yè)化生產，負載了太多社會性而少了一些藝術性;而密斯的建筑語言則與中國建筑傳統(tǒng)有相通之處，蘊涵了轉譯為現代中國建筑的可能。

抗戰(zhàn)勝利后，王大閎歸國，在上海與友人合組五聯建筑師事務所，但并無具體建筑產出。1949年，王大閎移居香港，1952年遷往臺北，由此正式開啟了自己的建筑師生涯。

2 詮釋中國建筑新路徑

王大閎第一件正式完成的建筑作品，是在臺北的自宅。臺灣實踐大學建筑系副教授、《臺灣建筑》雜志總編輯王俊雄介紹說，這所自宅的一個重要成就，在于王大閎拒絕用常見的具象建筑符號來構筑中國意象，而是以密斯式的微妙空間關系來表達。在這家自宅中，通過屋內清水紅磚墻壁、木制落地窗、半戶外前廊和一對圓柱，空間一直延伸到同樣具有清水紅磚質感的前院。由此，王大閎表達出了居住于蘇州民宅的童年記憶。王俊雄認為，在這里，所謂的中國，除了是認同的對象外，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一種屬于精神范疇的“理想”，而非任何具象的物質形式。

徐明松透露說，這所宅子是王大閎的得意之作，也得到了建筑界的廣泛承認。曾有外國建筑師說，參觀之后激動得難以入睡。但要向未曾參觀過這所自宅的大眾，解釋其中透露出的中國況味，卻頗有困難之處。遺憾的是，這一宅子早已拆除，因此他只能指著展場內的建筑模型說，在一座小房子里，王大閎仍然做出了中國式庭院的感覺。此外，宅子的九宮格布局、庭院的水池，這些細節(jié)都是對于中國建筑傳統(tǒng)的引用;但大框架和具體手法運用則來自于西方的架構，非?，F代。也即是說，王大閎建筑中的中國傳統(tǒng)，不是仿古、復古;而是通過現代的建筑手法，將傳統(tǒng)轉譯為現代語言，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予以呈現。

徐明松說，這正是王大閎得意之處，他認為這是詮釋中國建筑傳統(tǒng)的一條新路徑。而在之后的建筑生涯中，王大閎也一直循著這條艱難路徑上下求索。

3 為了前行的回顧

用王大閎自己的話說，就是“……用現代建筑手法，表現我國建筑傳統(tǒng)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這句話，出自王大閎手書的《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此時，距王大閎到臺灣已有十多年時間，而他的建筑師生涯并不順遂。當時臺灣建筑界私下流傳一句話：“如果王大閎肯彎一彎腰，臺灣至少一半的建筑師會沒飯吃。”

王大閎偏偏不肯彎腰。一個最典型的事例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王大閎的方案獲得了評審的頭名。但因為在整體形式風格上“過度”現代化，無法與當局威權與道統(tǒng)思維相呼應，最終遭到摒除。此時的王大閎選擇了全然不妥協(xié)，臺北故宮最終選用了黃寶瑜設計的復古方案。

王大閎設計的臺北“國父紀念館”，差點遭遇和故宮設計案一樣的命運。這是臺灣首次公開建筑競標，在11個競標方案中，王大閎再次脫穎而出，獲得首獎。此方案采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官的紗帽造型，并不常見于傳統(tǒng)建筑樣式，因而未被臺灣當局所接受，不得不進行修正。修正案的主要特色，是覆蓋了一座古代宮廷建筑中常見的盝頂，即四邊斜坡，上面平頂的大屋頂。大屋頂正面掀起，直接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傳統(tǒng)建筑語匯，為這個建筑帶來更具雄偉力量與飛躍精神的氣勢?！秶讣o念館設計立意》也隨修正案一起提交，方才獲得通過。

從1953年臺北自宅，到1994年臺中陳夏雨公寓住宅，四十余年時間里，王大閎僅有六十余件建筑作品問世，且以大學校舍和私人住宅為主。因此，王大閎的聲譽，遠不如貝聿銘顯赫。

然而隨著時代發(fā)展，王大閎退休之后，他的建筑理念反而得到了更多認可。2009年，王大閎獲得“臺灣藝術界最高榮譽”。之后，更成立了王大閎建筑研究與保存學會。學會募資1800萬新臺幣，在臺北市立美術館旁重建了王大閎自宅，作為王大閎建筑博物館，預計將于明年6月開放。

在更多專業(yè)人士眼里，回顧王大閎的建筑探索，是為了找清中國建筑的發(fā)展方向，更好地前行。“久違的現代”策展人、建筑評論家史建稱，王大閎擺脫了近代以來大型建筑摹古、復古的定勢，由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堅實轉向，是中國現代建筑史中承前啟后、引領一個時代的最重要建筑師之一。因此，回顧王大閎，可以激發(fā)對探尋、接續(xù)中國現代設計理念的思考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