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年間的黃河災害及治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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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1488—1505）是明孝宗的年號。明孝宗名朱祐堂，是明代第十位皇帝，在位18年。他的父親明憲宗在位期間風流荒唐，玩物喪志，怠于政事，內外朝政為一班佞幸所把持，尤其是成化中期后宦官汪直、梁芳、錢能、韋眷、王敬等相繼專權，加深了政治的黑暗腐敗。成化朝的土地兼并比以前更加發(fā)展，流民問題越來越嚴重，終于引發(fā)了荊襄地區(qū)的流民起義。明孝宗即位后面對這種政治局面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他斥逐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韋眷，奸佞李孜省，阿諛尸位的大臣如萬安等，或被罷黜，或被逮捕，還下令罷遣禪師、國師、真人等妖僧方士一千數百人；同時積極提拔賢能，任用正值練達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況，出現(xiàn)了許多名臣，其著者有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孝宗還比較注意廣開言路，改良政治，他勤于政事，也能恭儉自飭，注意救濟災民，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由于孝宗對正統(tǒng)以來政治積弊的匡救，弘治朝政治相對清平，朝內沒有較大的政治紛爭，社會矛盾有所緩和，農民起義也較少發(fā)生，是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因此明孝宗被舊史家稱為“中興之令主”，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弘治中興”。

明初黃河承元末之舊，呈現(xiàn)河道混亂、多支并流、變遷頻繁、河患嚴重的局面。明初黃河一般為向南經淮河流入黃海，其入淮河道較大的有賈魯故道、渦水、潁水，此外還有一些較小的支流。除南流外，明初黃河還時常北決，沖入山東運河。這些支流此決彼淤，迭為主次，黃河不斷作南北擺動，變遷極為混亂。因而明初黃河河患也極為頻繁，并呈上升趨勢。明初黃河河患的發(fā)生地集中在河南境內，尤其是開封上下決溢次數極為頻繁。永樂九年重開會通河之后，供應宮廷、百官俸祿和軍餉的東南漕糧由運河“一衣帶之水”輸達北京，保證運河的安全暢通成為明朝至關重要的軍國大事。明代運河既要用黃河之水，又要避黃河沖決之害，“非假黃河之支流，則運道淺澀難行，但沖決過甚，則運道反被淤塞。利運道者，莫大于黃河；害運道者，亦莫大于黃河。”（王軏《處河患恤民窮以裨治道疏》，《明經世文編》卷184。）黃河的修治對運河的暢通關系甚大。明初由于會通河水源不足，多次引黃河之水濟運，如宣德六年浚金龍口，引黃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明史》卷85，《河渠三》。）正統(tǒng)十三年疏浚太黃寺巴河分水處，分黃水接濟徐州、呂梁二洪；次年又浚黑洋山西灣，引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天順七年疏浚金龍口以接濟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這種人為的往北分水，常常造成主溜奪枝，北面和南面都頻繁遭受水災，尤其是經常向北決口，沖毀張秋運道，使漕運時時處于黃河洪水威脅之下，漕運安全暢通難以保證。繼正統(tǒng)十三年黃河決于新鄉(xiāng)八柳樹向北沖入張秋運河后，弘治二年黃河又決于開封黃沙崗，五年黃河決于開封金龍口，潰黃陵崗，都向北沖入張秋運河，造成漕運中斷。朝廷先后命白昂、劉大夏治理黃河，這是明前期兩次重大的治河活動，他們改變了原先向北分流的治河方略，開始實行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這種治河方略的改變，也影響了黃河的形勢和河患發(fā)生的情況。這種治河方略一直實行到嘉靖時期，才改為令黃避運、束水攻沙。因此弘治一朝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其前后治河方略、黃河形勢有很大的不同，弘治朝在明代黃河史上處于很重要的地位。

一、 弘治年間黃河水災概況

弘治18年中黃河共發(fā)生水災54次，占明代黃河全部水災（702次）的7.69%，其中溢口7次，決口34次，大水13次。決口的34次中，修2次，徙1次，修治不詳31次。

（據沈怡、趙世暹、鄭道隆《黃河年表》統(tǒng)計。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參考資料第十五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明代歷朝黃河年均水災次數分別為洪武1.35次、永樂2.45次、宣德2.9次、正統(tǒng)5.64次、景泰2.71次、天順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慶8.5次、萬歷3.46次、天啟3次、崇禎4.06次，可見明代黃河水災的基本趨勢是逐漸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黃河水災較多的時期，其次數也高于整個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據沈怡、趙世暹、鄭道隆《黃河年表》統(tǒng)計。建文、洪熙、泰昌三朝無統(tǒng)計。）下面簡略敘述弘治朝幾次較大的黃河水災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