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出有名”是和諧管理辦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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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爾奈教授關于中國經(jīng)濟正在由不平衡的增長向和諧增長的說法，反映在公司治理領域，也應當由粗放管理辦法向和諧管理辦法轉變，有關管理不當、不正當?shù)谋锥死響饦I(yè)界的高度重視。所謂和諧管理辦法并非一團和氣，重要的是要體現(xiàn)出管理的正當性，從秦末典籍《呂氏春秋》中有關“順理”思想那里，我們可以受到有益的啟示。
 

管理辦法的正當性出于順理
 

對于先秦學者荀子有關“善假于物”的句子，人們耳熟能詳。其中所要“善假”的，多為自然規(guī)律，荀子把它們列舉出來，是為了“勸學”；然而一般人并不了解在《呂氏春秋》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這并非簡單照搬，因為其中所要“善假”的，是被管理辦法對象的優(yōu)勢或者潛能，不是為了“勸學”，而是向管理辦法者“勸順”，體現(xiàn)了一種“順理”思想。

《呂氏春秋》“順民”篇的篇名已經(jīng)告訴我們，“順理”的主旨就是順民心：“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經(jīng)理人要想獲得成功，雖然需要在商言商，但那也是需要“順理”的，即獲得實質上的正當性。按過去的說法，經(jīng)理人走上管理崗位，得到合法授權，名正言順，不存在再追問管理辦法是否正當?shù)膯栴}。《呂氏春秋》“順理”思想的提出則不然，對此作了涇渭分明的劃分。比如紂王與文王，權位的獲得都沒有什么瑕疵。文王在岐山時，還要接受紂王的節(jié)制，紂王更有權勢。但紂王的管理就屬于不正當?shù)囊活?，如實施殘酷的炮烙刑罰等等；而文王就注意順民心。當紂王準備賞賜文王千里封地時，文王想用這千里封地換紂王的一道命令：解除炮烙刑罰，從而贏得了民心。隨著管理正當性的易位，導致江山易主。

這個例子同時也說明，在一個團隊中，不是誰的職權大誰就天然獲得了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而要看誰的主張更順理才更容易形成號召力。身居高位的管理辦法者強調執(zhí)行力是必要的，但也應當反思自己的決策是否順理。否則，利用職權勉強造成執(zhí)行高壓，也未必能夠取得預期的協(xié)同效果；況且在不順理情況下，下級的執(zhí)行越用力，結果可能越槽糕。今年年初播出的電視連續(xù)劇《毛主席》中，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中總是抱怨紅軍指戰(zhàn)員執(zhí)行不力?？伤鲆暳艘粋€問題，那就是自己“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決策是否順理。即使按照他的說法，紅軍指揮員想保存實力，那也應當順應指戰(zhàn)員內心真實的想法，不能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崽賣爺田不心疼”。如果按照他的決策死守硬拼，紅軍的損失無疑會更大。

《呂氏春秋》所闡述的“順理”思想主觀上當然是在為統(tǒng)治階級著想，但在客觀上超越了君權神授等歷史局限性，至今仍然有助于澄清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辦法的一些模糊認識：首先，有助于防止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的混同。在社會化大生產(chǎn)中，集中化十分必要；在瞬息萬變的競爭中“天然”需要管理辦法者享有隨機處置的權利。但類似的必要性最終都要接受是否順理的檢驗，而不是相反。其次，有助于防止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與權威性的混同。嚴格管理辦法的必要性固然需要服從管理辦法者的權威；但這種權威正是在順理中獲得的，管理辦法者在行使管理辦法權時必須心懷“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敬畏。再次，有助于防止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與有效性的混同。管理辦法的有效不是以管理辦法者單方面的利益為標準來衡量的，必須防止一意孤行的“有效”。
 

順理是管理辦法效率的杠桿
 

《呂氏春秋》在“順說”篇里講了一個故事：被譽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出山前，被魯國捉住。魯君將他裝在囚籠里，派差役用車押送到齊國。差役們習慣于“謳歌而引”，哼唱著號子拉車。管仲知道魯君手下有個施伯很有心計，一旦他得知魯君將自己放了，就會追上來殺死自己，所以要盡快趕到齊國。于是他就對差役們說：“你們喜歡唱，我就給你們領唱，然后你們應和我。”他唱的歌節(jié)拍適合快走，因而車子在不知不覺中加快了速度。

從管仲的故事可以看出，《呂氏春秋》的“順理”思想雖然強調的是“道”，但同時也是一種“術”。用今天的說法，是世界觀方法論的統(tǒng)一。順理雖然是對管理辦法者的要求，是對管理辦法的制約；同時又提供了效率的保證，為管理辦法者提供了提高管理辦法效率的可靠杠桿，而不是像有些管理辦法者所擔心的那樣，順理會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在“順理”思想里，天理、人心是一致的，都應當合乎規(guī)律。該書舉例說，大禹治理三江五湖時善于“因水之力”，順應水的特性疏導引流，故能取得成功。在管理辦法中順風而呼、際高而望，同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管理辦法中“因人之心”雖然要進一步“因民之欲”，但并非簡單迎合，而是要發(fā)揮管理辦法對象的積極性，汲取正能量。

“順理”中道與術統(tǒng)一的思想，實際上反映了管理辦法正當性中的“正”與“當”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正”，反映了管理辦法正當性中的正義性質，是管理辦法方法是否恰當之“當”的前提；前者是后者能否發(fā)揮正能量的決定因素和充分條件：“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然而，僅僅做到了前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同時解決“當”的問題。在解決“當”的問題時，前者至少沒有邪惡的用心。管仲急于趕路雖然算不上直接是在替天行道，但盡快逃出虎口的想法無可厚非，也無損于差役們的利益。不過，假如管仲不顧差役們的感受，盛氣凌人，處置方法不當；或者使得差役們發(fā)現(xiàn)加快速度原來對管仲如此重要，而對他們來說并不會得到格外的好處，那極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節(jié)外生枝的情況將難以避免。

一般說來，在順理的過程中，高層管理辦法者只要“正”字當頭，總會具有一定的憂患意識，需要自覺注意“當”的問題，不會漫不經(jīng)心。也就是說，將順理作為管理辦法效率的杠桿，并非單純追求績效，而是體現(xiàn)服務意識的必然要求。在順理中，管理辦法對象往往是服務對象，管理辦法者必須考慮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佳的服務效果，努力讓服務對象滿意。一方面，順理所要實現(xiàn)的管理辦法效率是長期的，具有可持續(xù)性。不僅不會為了眼前的效益而不計后果，忽悠被管理辦法者；而且會在被管理辦法者暫時不理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為獲得長期的回報，用明天的績效證明今天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獲得管理辦法效率的過程中要拒絕不正當利益的誘惑，努力解決管理辦法不當?shù)膯栴}。既注重團隊內部的和諧，又保持環(huán)境友好，使管理辦法效率的獲得順理成章。
 

對管理辦法強勢應自我控制
 

毋庸置疑，要求管理者在行使管理職權時順理，是對其處理內部事務自主權的一種制約；然而這不等于外部力量的直接干預，需要管理者嚴格自律，完成從管理向治理的自我升華。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管理所具有的正當性不是用來壓服別人的，管理正當或者正當管理辦法來自于順理的內心確信，以及在踐行的過程中對管理辦法強勢的自我控制，否則就會受到市場的懲罰，在《呂氏春秋》那里叫做歷史的懲罰，比如商湯取代殘暴的夏桀等等。

首先、管理者作為企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或者實際控制人，無論自己如何感覺良好，也不可挑戰(zhàn)眾望所歸的形勢。所謂形勢比人強，這里的“強”不是針對弱勢群體而言的，恰恰是大家與權勢者的較量。管理者能夠創(chuàng)建企業(yè)或成為企業(yè)的實際控制人，無疑有自己的優(yōu)勢；但是在既得利益格局形成之后，還有一個與時俱進的課題。一方面，頭腦清醒的管理者應當始終站在戰(zhàn)略的制高點，避免被邊緣化。另一方面，還需要將戰(zhàn)略思考具體化，防止不正當?shù)牟僮骰蛘叱霈F(xiàn)操作不當造成失誤，避免《呂氏春秋》中所說“似順”情況的出現(xiàn)：管理者在對形勢的認識上不能似是而非，要善于發(fā)現(xiàn)形勢的本質；同時要防止下級的“似順”。他們表面上順從自己，卻不顧大是大非，甚至口是心非搞小動作，最終將使得自己十分被動。

其次、管理者在掌握了信息和資源支配優(yōu)勢的情況下，無論監(jiān)督是否到位，也不可挑戰(zhàn)道德底線。在正常的情況下，順理表現(xiàn)為規(guī)則意識，管理辦法中的順理也就是合規(guī)。問題在于，中國企業(yè)的成長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以管理辦法者的開拓精神為先導的。其中就是以突破原有體制條條框框的束縛表現(xiàn)出來的，這在當時對于煥發(fā)企業(yè)和勞動者的活力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當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需要進行新的規(guī)范，而新的規(guī)范尚不給力，或者總是滯后于實踐時，僅僅以合乎現(xiàn)有規(guī)范文本作為合規(guī)的標準是不夠的。且不說有管理者刻意鉆規(guī)則的空子，即使在監(jiān)管尚不能奈其何的情況下，管理辦法者也應當以身作則，而不能恣意妄為。因為順理不是一個能否文過飾非的問題，而是一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歷史選擇，必將涇渭分明。

再次、管理者在轉型升級的壓力面前，無論人口紅利是否消褪，也不可挑戰(zhàn)被管理者的智慧?！秴问洗呵铩分兴f“順理”絕非強詞奪理，它是以“民之所說”，即以被管理者滿意為標準的，和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的有關激勵理論是一致的。按照《呂氏春秋》的說法：“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多做人民群眾喜歡的事，民心就得到了。這和彼此在管理辦法中進行博弈是兩回事。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粗放模式下，人口紅利大量存在，管理辦法者似乎可以不顧勞動者的感受，讓他們機械完成指令就可以了；但是在經(jīng)濟集約化發(fā)展中則需要更多的與勞動者合作，讓勞動分享更多的蛋糕份額，以便更多的激發(fā)勞動者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人口紅利與人才紅利之間并沒有天然的鴻溝，管理辦法者只有在管理中體現(xiàn)出更多的正當性，才能順利實現(xiàn)前者向后者的躍遷，領導藝術實現(xiàn)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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