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職場窮人”的定位

關于貧困標準，每一個國家都是不一樣的，而在當今職場中，一個職業(yè)人要經(jīng)歷企業(yè)培訓，還要承受各種工作壓力，加之飛漲的生活成本，“職場窮人”這個詞也開始成為了很多上班族的稱號。

在英國，貧困家庭的官方標準是，家庭收入低于英國家庭收入中值的60%。上一屆政府通過了一部法案，宣布了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目標：將貧困家庭兒童的比例在2020年底之前降至10%以下。

因此，在如今提倡節(jié)儉的大環(huán)境下，英國就業(yè)與養(yǎng)老金大臣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提議重新討論貧困家庭的標準，也就不足為奇了。但鄧肯•史密斯作此提議并非完全出于懷疑一切的動機：從此人過去的所作所為來看，他是真正關心社會問題的。

如果一個人拼命賺錢，卻只能勉強填飽肚子，這個人就是窮人。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于貧困的標準是：日收入低于1.25美元。買一份晨報都不止花這么多錢的英國《金融時報》的讀者們，是沒有資格對這個標準提出異議的。過去20年里，隨著中國和印度經(jīng)濟的增長，全球貧困人口數(shù)量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減少。這一成就不會因為這兩個國家出現(xiàn)了一些超級富豪而被貶低。從本質(zhì)上來說，貧困就是一無所有。

然而，這個事情顯然還沒討論完。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北美和西歐沒有一個窮人，也很少有人吃不飽飯。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在這兩個地方，肥胖病屬于窮人而非富人。說出這句話，就是在支持這樣一個觀點：貧困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英國官方的貧困標準就體現(xiàn)了這個原則：貧困的標準隨社會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收入中值的含義是，社會上收入高于和低于這個數(shù)值的人的數(shù)量相等。因此，蘇銘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多拿了些獎金并不會增加貧困人口的數(shù)量——貧困和社會不公是不可混淆的兩個問題。但選擇收入中值作為參考值，則具有更廣泛的影響。這個標準蘊含了一種思想：在富裕社會，貧困意味著被剝奪了參與社會日常活動的能力。按照這個標準，如果你用不起抗生素、上不了facebook，可能就算得上貧困，即便在這個方面，你的處境并不比“太陽王”(sun king)路易十四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差，而在其他方面，你的處境已經(jīng)比世界上大多數(shù)人都要強得多。

然而，按照是否被剝奪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來定義貧困，這使得貧困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變得與收入的衡量無關。不難想象，在某些地方，幾乎沒有人會感到自己無法參與社會活動，即便有的話，這類人的數(shù)量也會十分有限。一些人均收入較高的復雜社會(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城鎮(zhèn))，以及一些無法接觸到現(xiàn)代社會必需品的簡單社會(比如發(fā)展中國家的鄉(xiāng)村)，都可能屬于這種情況。貧困成為了一種文化和政治現(xiàn)象，而非單純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

鄧肯•史密斯和他創(chuàng)立的智囊機構社會公平中心(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希望鼓勵這種看法。因吸毒而陷入貧困的家庭，即便收入增加可能也無法擺脫貧困。被隔絕在社會正常生活之外的那種貧困，原因可能包括父母管教無方，生活拮據(jù)導致欠債，或是精神問題。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工作和家庭是推動人們?nèi)谌肷鐣淖罴逊绞健?

這些論斷很容易讓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貧困是窮人道德淪喪引起的，幫助窮人只會加劇他們的厄運。這也是傳統(tǒng)上富人所秉持的觀點。不幸的是，扶貧政策需要錢，但要合理地支配扶貧資金，必須對貧困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喜歡設立目標，為貧困賦予某種統(tǒng)計學上的定義、并賦予這種定義法律地位，這正是布朗時代的產(chǎn)物。出于對這些據(jù)稱十分客觀的衡量標準的重視，制定計劃、進而大筆支出便成為在所難免之事(尤其是像為兒童免稅這樣的計劃)，而之所以制定這些計劃，則往往與目標本身緊密相關。當人們用單一的標準來評判一種復雜多面的現(xiàn)象(比如貧困)時，就會產(chǎn)生這種扭曲。

我們需要的顧問不僅要懂得數(shù)字，還要了解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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