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yè)不能從國外引進管理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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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管理之父德魯克在給北京大學光華德魯克研究會的開幕詞中這樣寫道：“管理者不能依賴進口，即便是引進也只是權宜之計，而且也不能大批引進。中國的管理者應該是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他們深深扎根于中國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只有中國的人才能建設中國，因此快速培養(yǎng)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長起來是中國面臨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國的最大的機遇。”的確，中國管理者是不能引進國外的，德魯克認為中國不能從國外引進管理者的原因就是要想管理好中國企業(yè)必須了解中國文化，只有了解了中國文化才能讀懂中國和中國人。在一般人眼里，西方在企業(yè)管理科學領域走在了中國的前面，我們大多數(shù)中國企業(yè)家對西方的管理學家和管理學如數(shù)家珍，比如前面提到的德魯克先生更是被中國管理者所頂禮膜拜，我們不可否認西方通過企業(yè)管理實踐總結出了一套完整的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科學體系，但是如果單純照搬西方的管理，其實很難管理好中國企業(yè)，因為中西方的文化背景的差異很大。

    西方重視企業(yè)制度的規(guī)范和建設，但中國文化實際是要在情的基礎上才談紀律，“人情練達即文章”，人情練達是中國人做好管理者的必要前提，在中國如果單純講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須還要講駕馭“人情”能力，只有建立感情基礎上制度才能不被打折扣的執(zhí)行下去。中國的管理模式是“情理法”的集合體，首先是在合情的前提下去追求合理，最后才依法辦事，其中“理”是位于中間，是最重要的，但“情”是基礎，是“理”的根基，最后才輪到“法”，這與西方的依法管理的唯一前提是完全不同的。

    談到管理學，人們覺得應該是從西方談起，其實雖然管理學源于西方，隨著西方工業(yè)革命的興起，管理學的高地盡被西方人占領，但論管理的先驅，還應該是中國人。因為中國古代管理國家的經(jīng)驗和理論備受西方推崇，現(xiàn)代許多西方管理大師的管理學很多就是學習和借鑒了中國古代先哲的管理智慧，早在兩千多年前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就提出了完整的管理理論，也備受西方管理學者推崇。韓非子應該稱得上是世界的管理之父，他不僅比德魯克早兩千多年，也比西方的管理學對管理闡述的更全面和更有實踐性。韓非子是先秦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總結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將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強調的“術”，以及慎到倡導的“勢”結合起來，法家講的“法”，指的是制度，術，指的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領導才能；勢，指的是領導權威與周圍環(huán)境的和諧程度。合理的制度加上領導權威和管理技巧，其實就是一套很全面很完善的管理科學體系。將管理總結為“法、術、勢”，韓非子的管理學既有西方的制度為上的管理學精髓，又有中國哲學理念下產(chǎn)生的領導力的“術”，還有中國“天人合一”理念的“勢”?？胺Q管理學的集大成者。“法、術、勢”治國理念的提出是中國對世界管理學最杰出的貢獻。

    法家不僅提出“法”的重要性，還對如何法制化、制度化管理提出了四個要點。第一，制度要公之于眾，要讓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內容。韓非子講“憲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罰必于民心”，只有使制度深入人心，使人們時刻謹記，才可能發(fā)揮作用。第二，制度規(guī)定的目標要能夠達到，不能達到的標準不但沒有激勵作用，有時會起到相反作用。第三，制度要相對穩(wěn)定，不能朝令夕改，韓非子講“號令數(shù)下者，可亡也”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如果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時，韓非子認為制度也要隨勢而動，也不能一味的一成不變。他說如果用以前的制度來應對變化了的形勢，就像守株待兔一樣可笑。第四，制度要厚賞重罰，同時要做到有功必賞，有過必罰。韓非子講只有立功的人有獲得獎賞的預期，知道必然得到獎賞，并且獎賞夠多，人們才會爭相立功。只有犯錯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懲罰，并且處罰非常重，人們才會對犯錯有足夠的畏懼，制度才會起作用。韓非子對法的闡述非常全面，今天的西方管理學者只不過是把他的管理理論從國家用到了企業(yè)而已。